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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就是贏家——英特爾創辦人葛洛夫傳
口述：葛洛夫（Andrew S. Grove） 
作者：理查．泰德羅（Richard S.Tedlow）
出版社：知識流 出版日期：2007年5月10日  

        打破「黃金療法」 成功對抗攝護腺癌一九九三年，和葛洛夫（Andrew S. Grove）及家人維持醫病關係長達二十年的醫生退休了；葛洛夫費了一番工夫，終於選了一位新醫生。九四年秋，葛洛夫和這位年輕的醫生約好做例行的身體檢查。那年葛洛夫五十八歲，覺得自己生龍活虎，十分健康。
        醫生要他做攝護腺特定抗原（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PSA）檢查。五十歲以上的男人大多需要定期做這項檢查；可是就葛洛夫記憶所及，之前他不曾做過這種檢查。 

◎對檢查做檢查　
        血液樣本分送兩個實驗室 健康的攝護腺會發出少量的PSA。PSA多的話，表示可能有某種東西刺激攝護腺，那種東西可能是癌，但不一定如此。處理葛洛夫血液的實驗室，把可接受的PSA水準訂為○到四，而葛洛夫的檢查結果是五。「略微偏高，」他的醫生說，「可能沒什麼好煩惱的，但我認為你應該去看泌尿科醫生。」 這位醫生不認為這件事非常緊急，所以葛洛夫也好整以暇。
        九五年初，葛洛夫休了長假，跑去滑雪和寫書；PSA的問題又浮上心頭。於是他上網登入CompuServe的攝護腺癌討論區，希望多了解一些。在那裡，他發現每一篇文章都提到PSA這個名詞。 葛洛夫發現，九四年有二十萬個男人經診斷罹患攝護腺癌，預料三萬八千人將死亡。 
        葛洛夫從中學到的最重要一件事是，PSA是腫瘤的標記，數字越高，表示腫瘤越大，於是他決定再做一次檢查。他不太相信檢查的準確性，所以決定「對檢查做檢查」。血液樣本送到兩個不同的實驗室，檢查出來的結果分別是六‧○和六‧一，情況非常不妙。
        的確有某樣東西正在刺激攝護腺以釋放數量更高的PSA。像這種情形，癌可能是主因。
        下一步是去看泌尿科醫生。醫生做了人工檢查，沒發現什麼異常；他也做了一些切片檢查。 有一天，葛洛夫寫道，「秘書索普的臉孔出現在會議室的玻璃窗外。從她的表情，我知道我在等的電話來了。」是泌尿科醫生打來的。
        「安迪，你有腫瘤，主要是在右邊，左邊也有一小塊，屬於中度侵犯性，已經擴散的機率很低。」 接到這通電話之後不久，葛洛夫去看了泌尿科醫生。
        「他要我坐下來，把各種選擇告訴我：開刀、放射治療、冷凍手術（用冷凍的方式破壞腫瘤），最後一項，則是什麼事也不做，賭一賭機率。」
        機率多高？
        前面說過，二十萬人裡面有三萬八千人死亡。攝護腺癌僅次於肺癌，是男人的第二大癌症死因。 泌尿科醫生告訴葛洛夫：「開刀能把腫瘤去除的機率相當高。」
        至於其他的治療方法，醫生表示，成功機會較低。開刀會有發生併發症的危險嗎？「別擔心，」泌尿科醫生說，「每一種併發症，我們都有辦法處理。」 

◎交叉比對各種療法　
        證明醫界偏愛手術其實是選樣誤差 葛洛夫發現，他蒐集的許多醫學研究報告，讀得越多、聽得越多，越清楚這種病如何治療，很難找到共識，每一種方法各有支持者。
        葛洛夫發現，PSA檢查是早期發覺攝護腺癌和復發率的關鍵；了解PSA檢查的重要性，也有助於葛洛夫了解他正在研究的技術性論文。一項超音波數值指出，他的腫瘤轉移到攝護腺以外部位的機率是六○％。
        那將是很糟的發展。轉移性癌症遠比局限在固定部位的腫瘤難以治療。 
        進一步的研究顯示， PSA高的病人，攝護腺癌復發的頻率通常比較高。早期發現的話，所有的治療方式，把病治好的機率比較高。
        將所有的資料放在一起看，葛洛夫估計開刀不能治好每一個人，開刀的話，「十年內的復發率大約四○％，這種機率很難讓我雀躍。」放射治療呢？副作用似乎沒那麼嚴重，功效卻很難評估。
        大部分泌尿科醫生認為開刀是最好的選擇，葛洛夫卻不喜歡「認為」。他們的「認為」，是「選樣偏差」（selection bias）造成的。 原來，他們選擇比較年輕和比較健康的病患（腫瘤比較小）進行手術，結果，年紀比較大、比較不健康、腫瘤比較大的病患占了接受放射治療人數的一大部分。後者的結果當然比較差，這一來，進一步強化了為早期病患做手術治療，比較晚期病患做放射治療的做法。 
        但是葛洛夫找出了足夠人數的病患，克服了這種選樣偏差，所以能夠顯現出選擇放射治療、病情較輕的病患的治療效果。「當我拿（病情較輕的早期病患）放射治療的資料，和接受手術的資料相互比較，盡我所能，比對病患本身初期的PSA，結果並沒有那麼不同，至少在接受治療後五年是這樣。」
        十年前，還沒有這種資料供人參考。 葛洛夫之所以必須親自做這些比較，是因為醫學研究人員本身不會拿自己的研究結果與他人的研究結果做比較，更別提進行相同病況下與其他治療方法的比較，所以葛洛夫只好不斷的自己做交叉比較。在半導體研究方面，比較你和別人的成果，是標準實務。 
        葛洛夫再讀下去，有更多發現：「還有另一種治療方法，也就是放射源粒技術的變化形式，稱做高劑量放射（high-dose radiation）治療。這種技術是在局部麻醉的情形下……把高放射性源粒附著到一根金屬絲，暫時插入患者的攝護腺。結果……似乎比正常的源粒治療要好，尤其是副作用較少。」 
        高劑量放射最吸引葛洛夫的是，它「可以視個案量身訂做」。在此同時，葛洛夫繼續去看外科醫生，請教他們，蒐集更多的資訊。大部分內科醫生，以及更多（不是全部）的外科醫生很少碰到像葛洛夫這樣的病人，也對「英特爾（Intel）文化」十分陌生。

◎用「資產負債表」評估利弊　
背離醫界主流，選擇放射治療 醫生很少遇到像葛洛夫這種自學成功的腫瘤專家，也不把職位權力放在眼裡。他自己去找第一手資料，自己製作圖表，而且期待醫病平起平坐，雙方能夠有意見交換。 
        這個故事中，最令人咋舌的一點是，葛洛夫對於攝護腺癌各種治療方法的利弊得失，知道得很多，他對自己在這方面的知識的信心，似乎還超過在RISC和CISC之爭（編按：設計電腦中央處理器的兩種模式）期間，他對自己在微處理器架構知識的信心。 一九九五年七月，該做決定的時候到了。
        葛洛夫和 太太以及一些朋友騎自行車，騎了很長的距離。他乘機做了一張「資產負債表」，評估所有方法的利弊得失。 葛洛夫「決定下注在自己製作的圖表上」，選擇高劑量放射治療。 
        西雅圖一家醫院準備在星期二上午五時三十分，植入十六根管子，將放射針頭經由管子，插入葛洛夫的攝護腺。前一天的工作排得滿滿的，「太棒了，我根本沒機會去想星期二的事。但當我坐上深夜的飛機，把工作拋到腦後，沒有電腦、沒有電話，焦慮卻來襲。雖然內人就在身旁，我還是覺得不想講話。」 
        接下來四十八個小時，葛洛夫坐上輪椅，被推進放射室四次，經由管子插入放射源粒。治療過程需要對源粒的位置，以及它們應該留在管內的時間，進行各種計算，這些計算是由一台電腦執行。
        葛洛夫問他們用什麼微處理器。他們告訴他，是二八六。二八六是英特爾在一九八二年上市、一九九二年停產的；那家醫院還沒換用八五年上市的三八六、八九年推出的四八六，更別提九三年上市的Pentium了。
        星期四，葛洛夫出院了。「前後我總共離開工作崗位三天。」幾個星期後，他才開始接受體外放射治療，在住家當地一家醫院進行，持續二十八天之久。這事很麻煩，也令他疲憊，工作時間必須縮短，下午也需要打盹，幸好療程終於結束了。
        「我做完了，不再需要生長激素，不再需要放射線，不再需要打盹。」他沒有發生副作用，沒有大小便失禁，性功能也沒有受到影響。
        葛洛夫從這次經驗，學到什麼教訓？
        「去研究調查，自己做結論，不要把任何一項建議當做絕對的真理。」葛洛夫引述一位知名泌尿科醫生的話說：「面對超乎你理解的重病，（我們每個人）會像小孩子一樣害怕，期待某個人告訴我們做什麼事。外科醫生的重責大任，是在告訴攝護腺癌病患能有哪些選擇的時候，不能帶有個人的偏見；那些偏見，可能有最佳的客觀資訊做根據，也可能沒有。」
 
◎頑固的逆向操作者　
        用客觀眼光，看待自己的病情 攝護腺癌的故事，給了我們寶貴的一扇窗戶，得以觀察葛洛夫如何解決問題。
第一，正如前面說過的，他強迫自己面對事實。
第二，他下了很大的工夫去確認他找出的事實，是值得重視的。
第三，為了找出事實，他什麼事都願意做。當已發表的文獻找不到他想知道的放射源粒資訊，他便打電話給生產產品的公司。
第四，分析事實資料的時候，葛洛夫絕不是靠信念去進行。只要辦得到，他會去找原始資料，並且自行分析所發現的事情。至少從他寫博士論文以來，就都是這麼做的。
最後，葛洛夫用他面對攝護腺癌的方法，讓我們見識到他擁有一種奇特能力，能夠從某種狀況脫身而出，用客觀的眼光去看它。

        在某種程度上，這可說是八五到八六年英特爾退出記憶體業務的翻版。葛洛夫選擇了大部分醫生不會選用的方法。用手術治療攝護腺癌被視為「黃金標準」，但在葛洛夫看來，那是基於錯誤的理由而得到的結論。
        葛洛夫一向是頑固的逆向操作者，告訴他某件事情是「黃金標準」，不能打動他的心。